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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中的平安大街改造

1998-08-13 来源:光明日报 王明贤 我有话说

从名城保护角度来说,对古城风貌破坏最大的莫过于在旧城内开大马路,建高楼,这样做会彻底破坏老城社区结构、城市肌理和空间尺度,是地地道道的建设性破坏。

北京城市发展面临着“现代性”这一世纪难题。当现代化给北京城带来意味深长的变化时,人们却又发现古都风貌正在消失,北京迷人的魅力正在消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平安大街改造的消息一经传出,在当时立即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先是各种新闻报刊、电视的宣传,接着是建筑界严肃而认真的学术讨论。看来,平安大街改造并不仅仅是改善交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条街建设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目前城市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空间的重建,同时能引发人们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因此颇有文化意义。而公众对城市与建筑的关注,表明了我们社会公共生活的一大进步。

平安大街是横贯北京旧城的街道,原先交通拥挤,拓宽后有可能成为旧城内较为通畅的城市干道。但平安大街大规模拓宽改造后,暴露了不少问题。旧城改造是个长期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不可急功近利。不少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专家对此次改造提出了建议,呼吁保护北京旧城,尽量不要出现一次大的建设性破坏。

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刘小石先生认为:这条横贯旧城的路加宽后,路上的交通条件会有所改善。但这对缓解市区交通拥挤的问题能起到多大作用,与所耗费的巨大的人力物力相比是否值得?加宽道路来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在那种城市不大、机动车很少的情况下,还是确实有效的。但对于一个车辆来往极其频繁、交通拥挤的大城市来说就不适用了,情况要复杂得多,需要从整个路网考虑提出改善的措施,关键是北京要严格限制小汽车的发展(北京民用车辆1991年是424795辆,1997年是1145745辆),另一种缓解交通拥挤的办法是以严格而合理的规划控制城市的建设,这样可以避免城市中心区的拥挤和交通及环境状况的恶化。对交通来说,合理的规划可以控制交通源的产生和分散较大的交通源。北京修路花的钱似已太多,修路的速度不应该再加快了。就拿木樨地那一座立交桥来说就花了两亿多元,而号称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北京,一年市政府拨给市文物局维修文物的费用才400万元。这是太不成比例了。

从名城保护角度来说,对古城风貌破坏最大的莫过于在旧城内开大马路,建高楼,这样做会彻底破坏老城社区结构、城市肌理和空间尺度,是地地道道的建设性破坏,所以欧洲乃至全世界在古城范围内很少采用这种改造方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指出了这种“建设”的危害。他还认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道路交通规划中规定城市干道为七八十米,次干道为三四十米。这是从交通出发考虑,很少注意到这座古城原有城市肌理和空间尺度,按照道路交通规划,旧城区传统面貌会全部消失。特别是皇城区和其他历史地段,道路宽度只有十多米,两边是传统低层灰墙灰顶街景,配以国槐,极富北京传统特色,如拓宽到三四十米,将会面目全非。总之,旧城区内不能再开大马路、建高楼,否则,水多加面,面多又加水,不仅会彻底破坏古城传统格局和风貌,旧城交通也会更拥挤和堵塞。世界上绝大多数旧城的宝贵经验,我们应该借鉴。另外,危旧房改造速度很快,已从边缘地区逐渐向中心地区靠近,大量文化遗存来不及整理就被破坏掉。

前不久,联合国官员来北京考察天坛、颐和园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情况,同时考察了北京旧城,他们建议应保护好旧城,并且可以将皇城(请注意,不是指整个旧城,而是指皇城——作者注)申请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方可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章岩得知此消息后说:由此可见,北京旧城虽已遭到一定的破坏,但仍应得到积极的保护。他们认为平安大街改造中面临的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是空前的。难道北京城的未来只有“跟着房地产开发的浪潮走”吗?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一条平安大街事实上已经把北京城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联想到50年代梁思成、陈占祥先生提出保护旧城、另建新区的方案,人们不能不感叹梁先生与陈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事实上,“梁陈方案”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北京今天是继续“以旧城为中心”发展,继续向旧城拥挤,还是努力向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积极的疏解呢?答案正如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多次指出,北京旧城面貌的最大问题是“过分拥挤”,北京应研究建立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尽快停止旧城内的大规模建设,集中力量在旧城外建设CBD(中央商务区)。但是,北京金融街(西城区)、东方广场(东城区)、北京国际金融中心等大型商业办公建筑在旧城内建设,破坏了旧城的面貌,实际上将新出现的CBD和商业中心都叠加在旧城里,不但加大旧城基础设施的缺口,也将继续恶化旧城的环境条件,这才是导致旧城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

当然,专家们呼吁的时候,推土机正以最坚决的姿态告诉人们这一切都难以挽回,意见提晚了。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现在讨论这些问题,对北京市以及其他历史名城的保护,显然仍十分必要。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我们能否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多听听不同的意见。能否成立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学术研究机构,负责收集关于北京市建设、发展的各种不同意见,以避免在名城建设上再做蠢事。

回想起北京城墙被拆除,恰是由于当年的目光短浅,有人甚至认为“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简单地说,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图。”而在1963年,有单位还做了故宫改建规划的方案,该设计方案要把故宫全部拆光、推平,重新盖大楼。如此荒唐之事,今天听来是天方夜谭,但在当年却十分“正常”。但愿后人看我们的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慨叹。

对现代化的误解使我们尝到了许多苦果。不光北京的古代文物建筑要保护,就是北京的现代和近代建筑代表作也应当保护。但我们能有这种意识吗?北京天文馆是老一辈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的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屈指可数的优秀建筑之一。最近某报却传出消息:“北京天文馆有望在今年底拆除”,“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天文馆将在原址上拔地而起”,“新建宇宙剧场将是亚洲之最”。听到这种消息,我们也无可奈何,只有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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